戴着荧光头带、穿着短裤的人们在内圈,外圈的构成通常要复杂得多:情侣两两结伴而行,老人倒着走并不时摆动胳膊和腿,年轻人则一边玩着手机,一边蜗牛般的行走,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两边幼崽的叫声,伴随着皮球、美人鱼滑板车和玩具沙袋的移动。
那是周日中午,天气很好,跑道中央的草坪上正举行着一场足球比赛。确切地说,是两场比赛。这场比赛的发起者是成立15年的ASAS7业余足球联赛,又称“外国人联赛”。40支注册的业余足球队来自30多个国家,不分性别,没有奖金。比赛开始,场地从中线一分为二,两组裁判、两个球、四支不同颜色的球队同时开始奔跑。鲜粉色和虎纹在激烈地争夺球权,鲜红色和深黑色在门柱前展开激战……当然,那是在新一轮疫情席卷而来之前。
穿过这些面孔,某一刻,场边会出现一支身穿白色球衣的球队。球员年龄从80后到00后不等,职业有导演、时装设计师、职业滑板手、涂鸦艺术家、DJ、摄影师、模特、民航飞行员、消防员……
这支中国球队名叫阿纳尔,是上海棒球界的一颗新星。“阿纳尔”在维吾尔语中是“石榴”的意思。顾名思义,这支球队的一切,包括这里写的这一小段,或许都可以称为石榴籽的故事。
1. 你周末踢足球吗?
比利的足球之旅可以追溯到1990年世界杯,当时他在爷爷的电视机上观看决赛重播。当时,甚至还不能像大人一样梳头,但他已经开始跟着大人看球、跟其他同龄男孩踢球。此后,比利逐渐解锁了更多身份标签,包括纪录片导演、前 Vice 中国知名员工、音乐爱好者、豆瓣“C罗仇视团”荣誉团长等。
2012年不是玛雅人的末日,但某种程度上结束了比利的足球生涯。当时他还是北京业余球队“校队”(以酒吧命名)的成员,但膝盖受伤导致韧带撕裂,半年多无法活动。在医生的恳切建议下,“校队”为他举行了退役仪式和球衣退役,从此他便八年没有参加过比赛。
后来疫情来了,他已经搬到上海了。有一段时间,他不能回家过年,天气总是不好,他就整天呆在家里。他开始陷入情绪化,想起三十出头的自己,“人到中年,新陈代谢变慢,开始发胖”,想起一些不喜欢的工作,越想越郁闷。
在这种自我认同危机中,他试图想办法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而思考的结果是,他最想做的事情、最能给他激情的事情,仍然是足球。于是他咬紧牙关,决定重新开始踢足球,只是作为一种锻炼的方式。
他最初的动机“很谦虚很朴实”,想找几个朋友在家附近的足球场上踢健身球,“哪怕只是传球也可以”。他通过微信好友寻找,并呼唤那些喜欢踢球的朋友们,逐渐聚集了最初的几个人。
一开始,比利也尝试加入别人组织的比赛,但他觉得“组织比赛非常困难上海足球俱乐部亚冠,有时候下雨,有时候又因为其他事情,很容易焦虑,太烦人了。踢球本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为什么这么慢?”
他决定自己组织,花了一番时间和精力后,人数多了起来,来的人全都是时尚、创意界的朋友,消息像涟漪一样在邻近的文化圈传开。一个滑板爱好者介绍另一个滑板爱好者,一个涂鸦艺术家介绍他的街头艺术家朋友,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年轻人带来他的老乡,一个在大学踢街头足球的学长告诉学弟学妹……不到两年,ANAR就发展到如今的规模,有50名常驻成员,有自己的教练兼兼职足球经纪人朝歌,前中超球员穆拉蒂担任主力兼队长,还有一个队名。涂鸦艺术家多尼斯设计了球队的队徽和队服,摄影师比拉尔在比赛间隙为大家拍照,时尚品牌&SON的经理也负责市场,从事创意制作的雷则负责运营球队的……
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群来自上海、新疆、北京、香港、台湾、里约热内卢、巴黎、伦敦、法兰克福,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的足球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开始了一场有规律的比赛。每周六在闵行一座熟悉的球场,晚上八点到十点,风雨无阻,从不缺席。Billy通常会提前在群里发起报名,有时候十几个人,有时候三十多人,周末的比赛一直持续到今天。
ANAR踢球有自己的风格:干净利落、速度快、不多话。队员、联赛边裁、场边观众都反复跟我强调“场上不多话”,可见这确实是足球场上一种宝贵的品质。在ASAS7联赛受疫情中断之前,该队曾在赛场上战胜过一支荷兰队和一支英国队。与亚洲以外的球队比赛时,肢体对抗和冲突的激烈程度会急剧增加。在等球队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两支据说来自北欧的球队因为场上肢体接触而在场边互相推搡,其中一位留着海盗胡子的队员对另一支球队大喊,拜托,不是的!
比赛对抗意味着伤病在所难免,即使是业余足球也是如此。摔倒、擦伤也许只是小事。曾有球员在场边救球时刹车不及时,撞到了场外的护栏,导致骨折。也有鞋底的鞋钉划伤皮肤,需要缝针。像比利这样的关节韧带伤病也是比较严重的。“但这就是足球,这是运动。”
2. 我们出去玩吧!
在几次坐在场边观看 ANAR 比赛后,我逐渐认出了其中的一些面孔。一些球员的女友总是在场边陪伴和加油,时不时会指着灯光照耀下的球场上奔跑的身影,兴奋地向我介绍。每次去那里,我都会捡到意想不到的故事线索,就像收集碎片一样,群像慢慢分解成具体的个体,最后拼凑成一个整体。
今年是他玩滑板的第22年。据他回忆,在玩滑板之前,他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但足球对他来说“有点太运动”,他逐渐不玩了。疫情开始的时候,他被困在法国,错过了Billy开始组建ANAR的那一刻。在一群朋友的不断呼唤下,他在回国结束隔离的第二天就去找他们并加入了比赛,一直玩到现在。
如果非要找出足球和滑板之间的关联,他觉得“足球跟滑板一样,都是用脚玩的”。滑板作为街头文化的代表,虽然是自由表达、个性的运动,但依然有自己的群体和社群。“一个是单人项目上海足球俱乐部亚冠,一个是。它们只是比赛方式不同而已。”他每周六都会怀着等待和期盼的心情去踢足球。遇见生活中不是每天都见的朋友,做不是每天都做的事,“能和大家聚在一起,我很开心,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彼此开心。踢足球的时候,我会忘记年龄,感觉好像突然找到了小时候喜欢的东西。”
多尼斯喜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收藏他的7号球衣。他十几岁时接触街头文化,开始涂鸦。现在他和几个同样从事视觉艺术创作的朋友住在上海朱家角。他平时晚睡晚起,最近几乎每天都在工作,但总是提前预约周六晚上。拿出喷漆,用自己的名字喷洒在街道上,类似于踢足球时某一时刻涌现出的情绪流动,配合流畅,脚下身体带动球向前。谈到在ANAR踢球最大的乐趣时,他多次重复,“就是和兄弟们一起玩。”
韦恩是服装设计专业的大三学生,经一个一起踢球的朋友介绍加入球队,大家通常叫他“少爷”。韦恩来自台湾,三岁随家人来到大陆,初中毕业后开始踢球,高中加入足球队,一直踢到现在。他告诉我:“高中的时候,可能因为想帅点,想进球,所以喜欢踢球。但现在感觉不一样了,踢球很开心。这里大家都很包容,互相关心,气氛很轻松。”
在美国长大的 Ray 在大学毕业后开始踢足球。当时,橄榄球和篮球的竞争非常激烈,足球本身在美国并不流行。那时,他总是在周二和同事们一起去图书馆踢足球,周围的工人也会加入进来,他们组成了一个俱乐部。回国后,他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即兴踢足球。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和风格。作为前 Vice 中国员工,Ray 是最早和 Billy 一起踢球的人之一。他用“ANAR”这个词来表达他接触到的足球文化,描述他对 ANAR 的理解。
当他们谈到 ANAR 和周末轮回时,他们都提到了同样的词语,比如氛围好、好玩、快乐、期待,还有最常说的“玩”。每周末和一群互相吸引的朋友一起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听起来可能有些小题大做、容易,但仔细想想,对很多人来说,玩的无意义才是意义所在。
当然,还有每周的固定项目,喝酒。一家叫“江江号”的餐厅,是阿纳尔经常光顾的基地。十点踢完球,十几个人一起吃烤串喝酒。这里有入队仪式。除了传递专属球衣,酒会上“绕圈”也是每个新成员的必修课。队里还有一位“酒秘书”,传承新疆酒桌传统,负责每次酒会的主持,安排今天的酒怎么喝。关键是要快速端酒,均匀喝,让大家稳扎稳打、井然有序地喝完。众将皆醉的那一刻,是一个从少年到死的男人的高光时刻。
他们的所作所为包括:无缘无故地坚持掰手腕;用身上任何易碎物品击打自己的头部,直到头部全部碎掉;站在大街上坚持打拳,其中一人不小心击中了另一人的牙齿,导致一人门牙脱落,另一人手上缝了三针。
他们各自对 ANAR 给出了不同的定义。Ray 提到 Donis 说的是社区,而 Wayne 则用了社区这个词。在 Billy 眼里,他希望这是一个俱乐部。“这是一个有相同爱好的人聚在一起,一起做某件事的俱乐部。”
3. 团伙之外
10号迪里穆拉蒂是队内的“球王”,作为前中超球员,他去年正式退役,如今与梅西同龄。
穆拉蒂身上似乎带着与3号有关的魔咒。初中毕业后,他考入了一所足球学校。一年后,他被选中加入新疆队参加全运会,那年他16岁。后来球队解散,他考入大学。刚开始三个月他感觉还不错,但后来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习惯在足球场上奔跑的人,在各种限制和压迫下,很失落。他找到新疆队前主教练,经人介绍,加盟了成都一家中超俱乐部。踢了三四个月,还没签合同,俱乐部老板就被抓了。
当时球队已经快崩溃了,主教练看中了他这个好苗子,就把他推荐给了深圳的一家俱乐部。不到三天,在踢了一场比赛之后,俱乐部就决定签下他。2011年,他职业足球生涯就此开始。
在深圳队踢了三个赛季后,合同到期。在一位法国教练的建议下,穆拉蒂决定尝试去阿曼联赛踢球。他因此成为第一位在西亚职业联赛踢球的中国球员。最初三个月非常顺利,那里的球迷和球队老板都很认可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开始变得艰难。他每天都是孤身一人,从找球队签约到自己解决饮食起居。除了每天两个小时的训练,他几乎找不到人说话。半年后,他决定回国。
之后他效力过国内多支一流球队,在多个城市踢球。疫情来袭,他所在的俱乐部解散,当时他和妻子刚刚有了自己的孩子,思考再三后,他决定尊重家人和妻子工作的决定,33岁就提前退役,来到上海定居。
之后,他经多年好友朝哥介绍来到了ANAR,并迅速成为球队的灵魂人物和大脑。现在他经营着一家也叫ANAR的足球青训机构。“我们有了自己的大队,现在我们又可以有自己的小队了。这就像是一条纽带,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对于前职业球员穆拉蒂来说,他将球队氛围的好坏归结于自己能感知到的东西:是否真的喜欢足球,每个人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有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定位,有什么样的动力融入球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故事,每次踢球时都会直视这个人,每次吃饭时都会带出故事的一小部分。人们逐渐走近,然后相互认出。
通过这件事,他接触到了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他踢球时遇到的人包括吉利汽车的设计总监、前消防员和金融业的研究员。世界突然有了横截面,就像千层酥皮。他看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谦虚而踏实。每次相处都是在学习,“这可以激励你更努力地做自己的事情。”
对于阿纳足球俱乐部的未来,穆拉蒂有更多的考虑。他希望走得更远,把足球做成一条路。当球队作为一个品牌得到更多关注,大家踢得更好时,球队未来或许可以承担更多的公益活动,帮助更多新疆足球人才走出国门。“我不知道这支球队会存在多久,但我想只要我在上海,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把这支球队做得更好。”
因此,对穆拉蒂来说,周末的比赛不仅仅是踢球喝酒,他甚至可能并不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每天都在那里,接触足球更多,他的大部分出发点就是和那些兄弟们见面聊天。踢球时,他就和他们一起踢球,提高身体素质。踢完球,他就喝酒吃饭,然后回家。“以前和女孩子约会很开心,现在和兄弟们约会也很开心。”
还在 Vice 工作时,Billy 做的几乎每件事都和足球、音乐有关。他在山东拍过“齐鲁德比”,在上海录制过国安和申花的“京沪德比”,去西班牙拍过西甲小球队通过全球配股“打败皇马”,还从北京带了一支业余球队到云南丽江和村里的业余球队比赛。虽然他曾说“中国足球是世界笑话”,但他对国内外平民足球的关注和热情始终保持着。
“我说校队,就是一支摇滚队,队员都是摇滚圈的北京小伙子。但ANAR不一样,它无法被定义,无法被贴标签。如果让我形容它,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是一支融合了不同年龄、背景、国籍、国家、职业的人的队伍,除了踢球,也是潮流或者创意的集合。”
来到这个球队,年纪大一点的想体验足球作为生活出口的纯粹快乐,在专注中忘却很多日常琐事;年纪小一点的则被场内场外的氛围感染,在校园生活之外实现更广泛的文化交流;而中间那部分,根据Billy的观察,“开始工作之后,真正的社交圈子其实越来越窄,你会逐渐只和某一个圈子的人一起踢球。”但这里打破了这个规律,在一个可能性和生活方式混杂的群体中,人们渴望融入并获得认可,结交深度的、有血有肉的朋友。
我问比利,你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吗?
他说,“我经历过太多帮派,从十几岁开始就天天想加入帮派,但到了我这个年纪,其实对‘聚在一起做团伙’这种事已经不太在意了。”维护一个团体、运营它或许是更难的任务,但也是更有成就感的任务。他想在团队里营造一种大家在一起开心的氛围,时间越长越好。同时,团队也能更上一层楼。
4. 你喜欢足球的什么?
让我们回到足球本身。
多尼斯记得,小时候,他住在乌鲁木齐一个L型的小区里,小区尽头的楼里住着不少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家庭。小男孩小女孩们把楼下的草坪当成了自己的整个童年,放学后,大家会在那里贴膏药、打滚。男孩们会有自己的足球帮,草坪被一分为二,比赛永不停歇。在奔跑中,人们长大了。
穆拉提是喀什人。他记得小学时,学校组织了联赛,十五六支小学生队伍踢足球,每场比赛都有两三千人观看。各个学校之间好像真的要打一场战争,赢了全场欢呼,输了就哭,大家都很喜欢这项运动。初中时,他因为迷恋《灌篮高手》打了两年篮球,但最后还是回归了足球。
当被问到喜欢足球什么的时候,他觉得足球带来很多悲伤的东西,“每一次的悲伤都是不一样的,但每次经历过之后,都会让你迅速成长。”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上了足球,然后发现这里面有很多想象不到的东西,悲伤、减压、荣誉、球队、朋友、激励,一切,都让他兴奋不已。
因为每周的酗酒,比利的体重进一步恶化。他的膝盖依然不适合跑完整个球场,踢完足球后关节偶尔会肿胀。小时候他家楼下有一个花坛,略微凸起,里面没有花,只有草。那是他踢球最多的地方。球砸到大人、玻璃、汽车都是常有的事。不知道他是否因此挨过打,但回忆起那个花坛,他还是觉得很开心。
1995年,足球热潮开始席卷,一流的职业联赛受到越来越多球迷的追捧。1996年,英超联赛开始在国内转播。当时,出现了很多报刊杂志,比如每周二、四的《足球报》,每周一、三、五的《体育周刊》,还有一些周刊、月刊,比如《足球周刊》、《足球俱乐部》,有时候会刊登某位球星的海报。他会把海报拿过来,贴在家里的墙上。
这些旧纸质媒体都存放在储藏室里,有一次发了洪水,全部被淹没了。他没有保留童年的足球记忆,但保留了一些关于足球的习惯和情感。
因为某种价值体系的投射,你会在某个阶段非常喜欢某支球队,会非常讨厌某个球星(这个在任何阶段都无所谓,你永远都会讨厌他),会因为中国国足踢得不好,在工人体育场大门前呐喊助威。比利说,足球的伟大之处上海足球俱乐部亚冠,就在于包容一切标记,无论是政治的、群体的、个人的。它包容人性,包容低谷和逆转,包容极限,也包容超越极限。
如果说起足球文化,在中国,足球似乎早已是一个被人鄙视的存在。“如果你进入社交场合,介绍自己是一个喜欢踢足球的人,这似乎不会给你加分,反而会让人觉得你很脏、很汗、很粗鲁。”
但没关系。无论持续多久,ANAR 都会成为你人生这一阶段美好而真实的回忆。即使有一天你渐渐淡出,足球消失了,但最终你仍然热爱足球,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看足球、喜欢足球了。现在我30多岁了,我还在看足球、喜欢足球。我可以想象,当我80岁的时候,如果我能活到80岁,我一定还会看足球、喜欢足球。(哦,除了那些凌晨3点以后的比赛,当你老了,你还是要尊重自己的身体,理性地看足球。)你也许不能踢足球了,但你会喜欢足球,直到你死去。”
这里或许我应该引用杜拉斯《情人》结尾那句颓废而又充满激情的“他只是情不自禁地爱上她,他说他爱她,而且会爱她至死不渝”的句子,来兑现我为这个我不擅长的领域拼命学习的“十大感人足球场景”。
不过我们先打断一下感伤的话题,这群曾经喜欢阿森纳、皇马、巴萨、曼联、罗马、申花的人,现在最关心的,是疫情过后能去哪里踢球。
“听说宝山那边有个高尔夫球场可能开放,我明天打电话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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